在快速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動下，透過就業相關體系的社會安全制度設計，並不盡然適用，失業問題的惡化會使貧窮問題凸顯出來，而且並不限於那些我們印象中的弱勢族群，甚至會往一般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口群，乃至白領勞動力擴張，於是有了「新貧」（new poverty）概念的出現，意指依賴社會救助者數目的增加、失業及不確定就業情形的增長、單親家庭數目的增加以及遊民問題的惡化等。甚且，「新貧」的出現並不意即「舊貧」的消失，而會交互作用使得舊貧團體更加雪上加霜。影響所及乃逐漸被排除到社會主流之外，其效果並延伸至下一代，成為「低下階級（underclass）」的形成原因之一。隨著近幾年來失業與不穩定就業問題的惡化，連帶影響國民的所得水準以及在工作生涯期間累積其退休準備的可能性，更實質地衝擊了立基在「就業」基礎上所建構出來的各種社會安全措施。其實，在西方各國的經驗中，健康、年金、失業給付與社會救助四項向來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宗工作，也佔有最多的的社會福利支出。而不論國民年金最後是採用個人帳戶、社會保險、或福利津貼，終究必須考慮到與社會救助接軌的問題。因為個人帳戶制對所得不高者而言會有準備不足的危險；社會保險制的給付會受限於保費的繳納；而福利津貼制每人每月數千元之類的額度，相對於台灣地區的貧窮線標準，恐怕連溫飽都不可能。所以，社會救助作為最低生活安全網的角色，似乎並不容易被取代。由此，也突顯出對貧窮問題本質與相應之各種社會安全制度改革的重要性。